叶永烈回忆：我是如何采访到陈伯达的
毛、林、周、陶、陈
陈伯达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担任过毛泽东的政秘工作，亦为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关键成员。常有人好奇，我究竟是如何成功采访到陈伯达的？
首先，尽管陈伯达已服刑完毕，然而他的住所旁便驻有公安人员。陈伯达毕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，曾位居我国第四把交椅，仅次于毛泽东、林彪和周恩来，因此他的安全与免受外界干扰显得尤为重要。正因如此，即便北京云集了众多记者与作家，却无人能踏入他的宅邸。
据公安部消息，陈伯达于1988年10月17日完成了他的刑期——自1970年10月18日起，他度过了长达十八年的有期徒刑。在刑期届满的那一天，公安部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内为陈伯达举办了刑满仪式。当时，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治疗。不久后的十几天，我便从上海匆匆赶至北京，开始了对陈伯达的采访工作。
我之所以能从上海迅速得知陈伯达的近况，并及时赶往采访，这显然得益于我与公安部长期建立的良好关系。在采访马思聪的过程中，那份标注为“〇〇二号案件”的档案，上午尚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，而下午便已转至我手中。
最大困难是陈伯达。
陈伯达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素来鲜少接受媒体访谈。尤其在他历经多年监禁之后，他渴望的是一个宁静的晚年。加之，我的采访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他极不愿重提的那段历史。正因如此，当我告知他我的采访计划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表示：
“公安部方面需对我进行提审，身为罪犯，我不得不对他们的问题予以回应。然而，面对叶永烈的采访请求，我可以选择置之不理！”
此外，他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挑战：身为福建籍人士，他的普通话水平相当生疏，以至于普通人在交流时往往难以辨识其话语。
在上海逗留期间，我便预见到此次采访的艰巨性。为此，我提前搜集了陈伯达专案的相关资料，深入研读了他的众多著作，并精心编排了他的生平年谱。完成这些详尽的预备工作后，我特地前往北京。
我并未采取“直取”陈伯达的策略，而是先行展开了“外围战”。在北京期间，我深入访谈了陈伯达的历任秘书，以及他的老同事、子女、警卫员等。在积累了充分的资料与信心之后，我决定与陈伯达进行面对面的交流。
在参与“外围战”的过程中，陈伯达意外得知了我的情况。他心想，像他这样的身份，何必再撰写“传记”呢？他感慨道：“过去的往事不宜追忆，还是就此作罢吧，我如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”
陈伯达、林彪城楼着戎装
即便我的老友已将他的话语转述于我，我仍旧坚持与他面对面交流。我深信，我仍有机会说服他接受采访。我并非那些热衷于追寻奇闻逸事的普通小报记者，我所从事的，是将对“文革”历史的采访视作一项严谨的学术研究。陈伯达，作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关键人物，对于他的访谈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是对历史老人脑海中所存珍贵史料的抢救与保存。
我初衷并非专意于为陈伯达撰写传记，实则旨在通过剖析这位非凡人物的人生轨迹，映照出中国当代史上那场深重的灾难。借此古鉴今，汲取历史经验，以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。正因如此，我曾表示，我所拟撰写的《陈伯达传》，已有十年后出版的打算。然而，鉴于陈伯达已是生命垂危，对他的采访工作已变得尤为紧迫。
经过一番“外围战”的历练，我信心满满，于是决意采访陈伯达。我深知，这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对话，因此做了周密的准备。即便是在称呼上，我也经过深思熟虑；称呼“伯达同志”似乎不够得体；直接呼其名“陈伯达”，毕竟他在年龄上比我长了一辈；而称“陈先生”或“陈老师”，似乎也略显生疏……经过反复考量，我认为“陈老”最为适宜，一来他确实年迈，二来这是国人对长辈的尊称，既显得亲切，又蕴含着敬意。
在我看来，陈伯达肩负着双重角色：他既是历史的罪人，在我撰写关于“文革”的篇章时，我以批判的视角审视他；同时，他亦是历史的亲历者，成为我采访的对象，我理应给予他应有的尊重。
陈伯达告知，其刑期已满，现居于北京一栋偏僻的楼顶公寓。该层楼仅有两户人家，另一户则是公安人员的住所。他与儿子、儿媳以及孙子同住一室。
因已有前约，即便陈宅门扉紧闭，陈晓农之子亦深知我至，遂为我开启。陈伯达历经三段婚姻，育有三子一女。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之际，尽管其三位前妻诸有仁、余文菲、刘叔晏均健在，分别居于浙江新安江、河北石家庄、山东济南（1982年迁回北京），然而，她们皆无法与他复续前缘。
依据中央相关文件的具体规定，得以安排陈伯达的一名子女负责照料其晚年的生活。
在陈伯达的众多子女中，他的幼子陈小弟，在陈伯达倒台后不久，年仅八九岁便遭受了无端的囚禁，长达三年的时光，这对他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1988年11月4日，笔者有幸拜访了陈小弟。他是一位典型的书生，身形消瘦，头发整洁，身着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，整个人给人一种1960年代大学生的错觉。陈小弟的生活自理能力相当有限，住所显得有些杂乱无章。显然，由他来照料陈伯达，并非最恰当的选择。
陈伯达的独女陈岭梅，在陈伯达失势之后，依照当时相关部门的安排，迁往南方，于南京谋得一份新职。尽管她对父亲始终怀着深深的怀念之情，但鉴于两地相隔甚远，沟通颇为不便。
鉴于陈晓农与陈伯达间关系和睦，且身为中共党员，且居住地石家庄毗邻首都，公安部门便决定邀请陈晓农前来对他进行照料。
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。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，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。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，也生活得不错。如今出狱生活待遇仍然不错。他家有客厅、书房、他的卧室、儿子和儿媳的卧室、灶间、卫生间。
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，陈晓农，性情随和，待人诚挚。妻子小张，贤淑朴实。他们细心照料着陈伯达的生活。
周、陈、林集会
室内摆放着一张宽度超过一米的单人硬板床，床上铺着蓝白相间的方格床单，并配有一个大号的鸭绒枕头。床侧设有床头柜，两侧则是两个玻璃材质的书橱，窗边则放置了一个五斗橱。地面铺设了柔软的地毯。
我留意到一处细微之处：在寒冷的天气里，抽水马桶的座圈上，套着一个由毛线编织而成的护套。显而易见，这是出于对陈伯达年事已高、特别畏寒的考量；而陈伯达的枕头，不仅尺寸宏大，质地亦极为柔软，这无疑是为了让老人得以安心入眠。这两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实则彰显了儿子和儿媳对陈伯达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屋中时常迎来一位“常客”——那七岁的小孙子，正就读于小学二年级。这位小不点为家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温馨。
日复一日，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成了他固定的节目单。无论是播出的京剧或是古装故事片，他总是乐此不疲地观看。对于一般性的现代剧目，他则兴趣缺缺，然而，那些由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却能俘获他的心。至于那些讲述年轻人恋爱的电视剧，他则鲜少涉猎。
他热衷于阅读书籍与报纸。他常翻阅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以及《北京晚报》，对国内外形势的关注尤为细致。对于那些与“文革”相关的文章，他更是逐字逐句地研读。邻里间的情谊深厚，每当陈家无人外出取报时，邻居便会主动将报纸取回，挂在陈家门把手上。
他总要求儿子买书。
陈伯达，被誉为“万卷藏书家”。其个人藏书数量，早已超出了万册之数。往昔居住的四合院中，几间房间均被他的书籍所占据。陈伯达的薪水和稿酬收入，无一不投入到购书的行列中。陈伯达早年便开始赚取稿酬。然而，自1958年起，他主动提出放弃稿酬，将所得资金投入到国家建设中，自那时起，他未曾再领取过任何稿酬。
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后，每月领取一百元的生活津贴。据我所知，当时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人亦如陈伯达一般，每月同样获得一百元的生活费。陈伯达每月的生活津贴中，三分之一被用来购买书籍。然而，这三十余元的购书资金对于陈伯达而言，显然是远远不足的。因此，他不得不借助老友之力，向相关部门借阅部分书籍。
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
自1983年2月份起，陈伯达的月生活费提升至两百元。自此，他购买书籍的经济压力得以缓解。与此同时，吴法宪、李作鹏等人的生活费亦同步增至每月两百元。陈伯达心中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归还他那些丰富的藏书。然而，相关部门的回复却一直拖延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，我发现陈伯达书橱中的书籍，大多是近几年出版的新作。
他对阅读的喜好涉猎广泛，尤其钟爱那些深具学术价值的著作。我随意浏览了他书架上的藏书，其中不乏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精装版、《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》、《鲁迅杂文选》、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以及曹聚仁的《我与我的世界》，谭嗣同的《文选注》、《红楼梦》诗词的注释本，还有《史记》等。此外，我注意到一本翻到一半的书籍，正是《圣经故事》。
陈晓农向笔者透露，在晚年，他的父亲陈伯达对文学名著情有独钟，曾多次叮嘱他专程购置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著作。
陈伯达彼时已届84岁高龄。即便居于宅中，他亦常年头戴一顶藏青呢质的干部帽，即便他并非秃顶之人。他的着装亦总是比我更为丰盛，身着铁灰色的中山装，搭配蓝色的鸭绒裤。他那眉角的眉毛尤其长，且视力、听力均保持得相当不错。他坐于沙发上，向我热情地打招呼。他事先便已得知我将进行采访，且亦研读过我的作品，对我也颇为了解。
陈伯达
我端坐于另一张沙发上，与他对面而坐，隔着茶几进行交谈。我提及：“陈老，早在1958年，我便有幸一睹您的风采。”
“嗯，1958年，那是在哪儿？”陈伯达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问。幸好，我能够理解他的话语。
“北京大学。”我回答。
谈及往昔，我回忆道：1958年5月4日，正值北京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之际，陈伯达莅临北大，于大膳厅向全体师生发表演讲。彼时，我正就读于北京大学，有幸坐在台下聆听他那冗长的报告。他当时带来了一位‘翻译’，将闽南语翻译成普通话。这对我来说，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有中国人向国人发表演讲时需要借助‘翻译’。这段经历至今仍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陈伯达大笑。
于是，原本略显尴尬的采访瞬间转化为轻松愉悦的氛围。
“列宁并不信任回忆录……”
我立刻回应道：“我并非旨在为你撰写回忆录，而是期待你能解答我的一些疑问。我已深入研读你的著作，并详查了你的专项资料，其中某些内容尚存疑惑。作为历史的亲历者，请随意分享，无论是多少内容，或是何种话题。我相信，你的言谈对我而言将极具价值。”
毛、林、周、陈
他沉吟片刻，未直接给出答案。转而向我发问，询问是否阅读过他有关孔子的论文。我意识到，这是他在对我进行考验。我立刻回应，确实阅读过，那篇论文是你抵达延安后创作的。主席（我知晓他习惯以“主席”称呼毛泽东）在阅读后，曾为你撰写了三封信件，其中两封是由张闻天代为转交的。
听闻此言，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显然知晓我之前提及研究过他的作品并非虚言。我趁热打铁，询问他：“您是如何成为主席的秘书的呢？”
这一提问，是我事前精心策划的——在采访的领域里，这被称作“切入点”。选择切入点，务必精确无误。我挑选了一个既让他乐意作答，又能够充分阐述的问题作为切入点。若是以“如何与林彪勾结”这类问题发问，那无疑是自讨没趣。
的确，他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津津乐道地讲述了他是如何踏入延安的，又是如何初次遇见主席，以及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如何发言，进而引起主席的关注，那天主席又是如何特意留他共进晚餐……
“咱们不妨随意聊聊，无需录音。”
陈伯达与林彪
我唯有遵从。我深知，此刻不宜过于坚持——尽管录音在采访和资料保存方面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他与我闲谈之际，我主动询问了他笔名“陈达”的由来，以及“周金”“梅庄”“史达”等其他笔名的出处。他对此显得十分乐意分享。他深知，我之所以能提出这些问题，显然是因为我对历史有着深厚的了解，并且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后才前来拜访他的。尽管这些笔名在档案中均有记载，却鲜有关于它们背后的故事。
在我看来，他的这些随意交谈内容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。我询问他的真名是否为“陈尚友”，他却予以否定。他解释称“尚友”是他的字，而本名是“陈建相”。接着，他详细讲述了关于自己哥哥、父母、家族背景、故乡福建惠安以及个人童年的往事，这些都是档案中描述不够详尽的细节。
我认为，不进行录音无疑是一大遗憾，因为笔录往往无法捕捉到所有宝贵的信息。我多次向陈伯达阐明，鉴于工作的实际需求，录音似乎更为适宜。我向他承诺，这些录音仅用于我的工作之需，绝不会被泄露。最终，他答应了我的请求。我取出录音设备，将其置于他面前，开始进行录音。
然而，随后的对话中，每当触及一些微妙的话题，他总会提醒我：“暂停录音。”我自是遵从他的指示。他简短阐述一番后，又会说：“现在可以继续录制了。”我随即按下录音机上的“播放”键。我对他的观点表示深深的尊重，而他也就更愿意与我畅谈。
于是，我的采访过程变得顺畅，尴尬之感不复存在。
陈伯达集会发言
“那就随意拍几张吧。”他并未明确回应，但那默许的神情似乎已不言而喻。于是，我拿起相机，开始了拍摄。而他，只是木然地坐着，面无表情。拍摄了几张后，他终于开口：“可以了！”我随即遵从他的意愿，停止了拍摄。
自那以后，我多次对他进行了采访。在对话的过程中，我们彼此之间逐渐拉近了距离。尽管如此，我始终保持着谨慎，最初只是谈论一些较为遥远的话题，都是他乐意分享的内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才逐渐触及了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，特别是那些关于“文革”的往事。
他的精神状态颇佳。偶尔，我们俩可以畅谈长达四小时，彼此都毫无倦意。
他变得愈发风趣。记有一次，我与他道别之际，他忽然叫住了我，提及有两点需要补充。我停下脚步，他却一时之间竟想不起具体是哪两点。那不过是短短几秒钟前的事情，他却已忘却！最终，他只得说道：“你明日一早再来，我再告诉你详情。”
然而，翌日清晨，我抵达他的住所，却惊讶地发现，他竟然连昨日提及的关于稍作补充的事情也遗忘得一干二净，坚称自己未曾提及任何补充。然而，当他回忆起过往，尤其是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往事时，他的记忆画面显得格外清晰，甚至对于当年郁达夫对其诗作所修改的几个字，也能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
陈伯达与江青
他委托我返回上海，协助他寻找他一生中唯一一篇发表的小说，我成功找到了。在那日，我将复印本带至他的面前，为他朗读。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。那篇小说唤起了他诸多往事，他兴奋地与我分享着那些回忆。
我邂逅了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所著的回忆录，其中不乏对陈伯达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经历的生动描述。我将这些篇章朗读给他聆听。他聚精会神地听讲，并在过程中不时插言，追溯起那些昔日的场景。
“您能否把帽子取下？”出乎意料地，他竟然首次脱帽，让我为其拍照，甚至拿起报纸，摆好姿势，等待我拍摄。
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天，恰逢中秋佳节。那日，陈伯达显得格外愉悦，我捕捉到了他开怀大笑的瞬间。他更以毛笔挥毫，在宣纸上题赠了我一首诗。未曾想，这竟成为了他一生的绝唱。
七天后的1989年9月20日，陈达，时年85岁，于午餐时分不幸突发心肌梗死，终告离世。
庆幸的是，在陈伯达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年——自刑满至终，我有幸作为唯一一位采访者，多次对他进行了深入访谈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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